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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riter's pictureNemo Wang

我为什么绝不生小孩

“我绝不生小孩。”

高中时我出于畏惧如此宣称,而这宣言又被几年高校生活根深蒂固地扎进我的脑子——这就是一个决定了,在我二十余岁的年纪里,是我对人生的一个决定。

就像出国读研究生,和什么人谈恋爱,做什么工作,这是我所以为能控制的选择。而我不是一个会对过去所做的选择后悔的人,即使有些选择并没有带来好的结果——

但我仍然害怕,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说,“你会后悔的。”

所以我才试图去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告诉别人我绝不生小孩的原因,而是留下一些凭据,以供多年之后,我可能在这个选择上左右为难时,再一次劝说自己。

这篇文章很长,想说的话蛮多。

大概的内容包括:强加在孩子身上的意愿,性教育与主流文化,父权结构的悲剧,和一点点受David Benatar影响的暴论。

这样的文章,放在一年前我是不敢写的,那时候我还在读一些关于生育伦理的书或论文,落笔总想写一些学科化的东西,而我又写不出来,我不配。

停止学哲学的这一年里,有没有变快乐是不知道,但我的确变得更敢写了。我就是该放弃哲学。


 

《新周刊》社长孙冕曾分享过给儿子百日的信,那封信字里行间是老来得子的喜悦以及对妻儿的爱意,足以让人感动。

他写:“爸爸想在你不懂事的时候,把爸爸自己懂事的所有经历删除掉,或者假装跟你一样不懂事,这样咱们爷俩就可以平等地手拉着手,可以共同地,咿咿呀呀地,望着蓝天的蓝,白云的白,不用再去想,咱们长大以后的事情。“

这是多么温柔真诚,异想天开,爱意与自私并存的美好祝愿。

没有人能做到。


我不能把这些强加在孩子身上


作为早已被这个世界规训的个体,接受了诸多教育的成年人,有着自以为正确的行为准则,我们认定了一些事是好的,一些事虽然不好但可以接受,一些事被称为“原则底线”,但其中又有一些是“原则上可以”和“原则上不行”。

在我尚且不能判断所信奉的准则是否合理时,我畏惧将其中任何一项以“养育”的方式施加在孩子身上。

我不相信自己能做到“我对她没什么期待,只要她开心就好”。

我妈常常夸耀她的教育方式:我幼时学舞蹈,是因为我看着电视节目上的芭蕾表演说“我想学”;学钢琴,是因为我听着别人家小孩练琴说“我也想学”。她自觉从未逼迫我学过什么,都是我自己想学,而她引导我坚持下去罢了。

我很感激我妈小时候给了我足够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帮助,她几乎是不遗余力地让我去做那个时候的我声称自己想做,而她觉得可以做、值得做的事。

但正如所有成长中的小孩所面临的那样,幼时的我“合理的”需求被放大,“不合理的”需求被父母“理智地”压缩——我不被允许看言情小说,但其它书却可以近似无限地放肆取阅;我不被允许拥有游戏机,但却被允许购买所谓的学习机;我甚至不被允许在练琴时玩太久简谱,但我当然可以花两三个小时去钻研一首复杂的练习曲。

这些父母的意愿,点点滴滴地影响着我的成长。

我绝不判断这些来自父母的意愿是否正确,也绝不可能有资格去做这件事。

在尚未有成熟认知体系的童年,我囫囵而未受过多引导地看了很多书很多电影,受益匪浅。但现在的我却固执地有一些暴论,比如12岁以下的小孩就是不能看《红楼梦》的,比如没有任何电影是不能给小孩子看的,比如“儿童文学”是一个吊诡的分类,越是在这一分类下的小说越应该被谨慎对待。

这些暴论可能一条都不对,但我如果有小孩,就极有可能,极有可能,极有可能,将这些判断强加在我的孩子身上——

这一定是不好的。

我对事物的正误好坏判断一定带着偏见,就像父母对我小时候玩同学的gameboy深恶痛绝,我可能也会愚昧而虚妄地要求我的孩子:不准玩那些国内游戏厂商发行的手游,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对她玩那些我所认为“好”的游戏的巨大包容。

没有人知道这些难以解释清楚、甚至没有来由的价值判断是好是坏,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了正面还是反面的影响。

一定会有一天,我不再能跟上这个时代的变化,而我绝不能将这些腐朽老套的价值判断加在我的孩子身上。

几乎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不要生养小孩。


性教育与主流文化


随着时代发展,我愈发不知道,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

我无意讨论学业与课程,纵然这也是教育最重要的部分,而现行教育体制的孱弱让许多家长忧心忡忡。

我想讲的是两个不那么典型的方面:性教育和来自所谓“主流文化”的教育。

作为性少数群体,也作为性启蒙极早的女孩,我关注性教育很多很多年,我几乎看了国内大多数性教育课程的大纲,也看了一些北欧性教育性启蒙的童书。

而看得越多,我越陷入深刻的迷惘——说真的,怎么做性教育啊?

几岁的孩子应该去学习那些性器官的学科化名称吗?什么时候该放弃幼龄化的代称呢?几岁该告诉孩子多种性向呢?

什么时候该给孩子进行性向和性别教育呢?作为如此厌恶二元性别关系的我,要从小给小孩讲性别流动理论吗?还是让我违背内心,语焉不详照本宣科地讲男女差异?

越早进行性教育是越好的吗?要早到赶在小孩自己去做一些无边际探索之前,又不能早到影响小孩对抽象概念和逻辑的学习,那是什么时候呢?性教育不能等,可是过早的性教育也不行——你看看那些论文,讲着被严密论证的结论,却没有一篇告诉你到底该怎么做。

越是关注稍前沿一点的学术动向,越知道哪些事情可能仍然存在争论,即使是“普遍共识”,在性别理论都尚在发展中的这个时代,都显得摇摇欲坠。

我可以预料到自己会成为那种惹人厌的家长,对于自己的小孩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过分紧张,即使是有官方背书的教材,仍然希望能过一遍自己逻辑体系下的“审查”。

当然不止是性教育,大多数教育都给我带来相似的紧张感,只是对性教育的关注让它带给我的困惑被放大了罢了。


另一个,是主流文化的影响。

这件事给我造成巨大冲击的诱因,是本科在鹿大涂黑墙时,盖住了一个社团的墙面,确实很抱歉,和社团负责人电话沟通了很久,想提供一些解决方案:比如复原、赔偿、公开道歉,等等等等……而在沟通没有取得成果的时候,那位比我低了一两级的负责人,将“向学校举报”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

涂墙的事后来很好地解决了,只是我和朋友们聊起这件事时,只能无奈苦笑:什么时候举报成为一件如此光明磊落的事情了。

对“向老师打小报告”的厌恶,反而成为了一种不正确。

而随着我从鹿大毕业,对本科校园的种种事迹只能道听途说,也陆陆续续听说一些其他学校的“风气”,毕业那年的预感像是被印证了一般:现在的学生和我们当年不一样了。

我开始意识到,教育一个孩子从来都不只是父母的事,学校会教育她,邻里会教育她,这个社会当然也会教育她。甚至,比起父母,这个社会教给她的东西只多不少。

我知道,我无力也绝无可能去论证主流文化的好坏,但我又的确是反骨:

我想让她接受那些教育吗?如果不想的话,我能带着她躲开吗?


父权结构是必然的悲剧


我还想带着她躲开的,是整个父权结构。

我近似小心翼翼地用“她”来称呼我绝无可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

“生儿生女都一样”,所有人都这样说。

我第一次痛经在床上打滚的时候,我妈给我熬姜糖水,一边看我这个讨厌姜味的人把姜糖水喝完,一边告诉我,刚听到医生说我是女孩时,她躺在病床上忍着麻药过后的疼痛心疼,自己的女儿以后要经历这一切——

月经、生育、性别歧视、性骚扰……

这个世界对女性是公平的吗?任何妄图以肯定句回答这个问题的人都应该被骂醒。

与我母亲相似的,让我设想自己的女儿要经历这个世界为女性预设的性别角色,光是这一点就让我痛苦万分。

即使我给她最好的成长环境,即使我是福布斯上榜富豪(我显然无法做到),即使我能在这个社会上有极高的地位甚至权力(我显然也无法做到),我都无法改变她是女性必须要面对的惨剧:

被物化、被凝视、甚至忍受恶意。

她当然可以不管女性主义思潮,她甚至可以作无感的女性,也许我能保护她不受性侵性骚扰,也许如果我足够厉害,她也可以绕过所有性别歧视……但是只要她出生,她就不可能一辈子绕着性别问题走,她一定会认识自己的性别,也一定会认识社会对这个性别的期待。

而这个世界不够好,父权结构下的社会配不上她,我害怕她出生。

这还只是作为女性,我甚至不敢想象,如果她有性别认知障碍,如果她是T是Q是I,她将经历怎样的人生。

去做斗争者吗?去奋起反抗吗?去挣扎吗?去痛苦吗?

我粗暴而武断地想带她躲避这一切,不管这是否是她想去或是愿意去经历的,我太害怕她受苦,所以我不愿她出生。


即使是个男孩,一切也没有变得更好。

在这个汹涌如猛兽的父权结构下,我该如何教育他成为一个真诚的女性主义者,一个真正尊重女性的、一个懂得女性主义思想的、一个愿意为女性主义付出的女性主义者,我该如何引导他,让他去成为现实生活中稀缺罕见的女性主义男性?

是的,我贫瘠的生命中,“女性主义男性”罕见,稀缺,短暂地出现过,我以为他们是救命稻草,但大多数更像是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我不愿意用文字一杆子打死所有男性,但是承认吧,那些理论,那些被嚼在嘴边的论证,去读、去理解、去宣扬都是容易的,只是做起来太难了。

承认吧,我没有能力教育出符合我期待的男孩。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不要出生。


即使这个世界值得一活


写这段话的时候,我在漆黑的房间里守着电脑打字,俗不可耐地放着打雷姐的专辑,整座城市睡在静谧的夜色里,我多么沉迷于黑夜啊,迷人到魅惑,让人想消融在夜色里。

我的人生有过很多快乐,有些廉价如辣条加可乐,有些珍贵如声音玩具的现场(没有更珍贵的了:)。

但是,即使我真诚地享受着一些快乐,即使这个世界真的“值得一活”,即使我几乎是在感恩能让我活一次的机会,我也绝不会将一个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的确认同David Benatar关于痛苦与快乐之间不对等关系的论述:对于痛苦,其存在是不好的,缺失是好的;快乐却没有那么严苛,快乐的存在是好的,但缺失快乐也不是那么坏的一件事,它不过就是缺失了而已

所以,如果将一个新的生命带到世界上来,会同时带来快乐与痛苦,而不生育新生命会同时缺失这些快乐与痛苦,那在快乐与痛苦的不对等关系下,不生育才是正确的选择。

我在声音玩具的现场感到快乐,这是好的,但如果我从未出生,少一个在声音玩具现场收获快乐的人算不上什么坏事。但我在出生后所感受到的种种痛苦,无论是病痛对身体的折磨,还是无数次心智崩溃时的狼狈,它们是那么糟糕,以至于如果没有出生,如果没有经历这一切,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这一解释不那么准确,对于快乐和痛苦的计算不只是对我个人的,我不做哲学了,饶过我。)

我甚至尝试过用这套论证去说服我妈,为什么我一定不能生小孩。

那时,我妈几乎是出于直觉的反驳是:你怎么不考虑生一个小孩给你自己,给我能带来多少快乐?

这算不上一个合适的反驳,Benatar的计算方式其实能解决这一点。而我在那一刻的确感受到微妙的好笑与绝望,原来生养小孩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愿望啊。

我真的很怕把自己不能实现的愿景寄托在孩子身上,妄求她达成一些我无法企及的成就——比如每天都要过得开心,比如善良且不愚蠢,比如十二岁之前不要看《红楼梦》。

另一个依靠可能不存在的对象所构建的暴论是:比起生育一个小孩之后,将我的认知强加在她身上是不好的;生养一个小孩之前,将我不想生育、不要将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意志强加在一个不会存在的个体身上并不是那么坏。

在不好的(bad),和不那么坏(not good)之间,我们当然可以理智地判断。

不生育才是正确的选择。


 

写到一半的时候累了,意识到自己不止一次想用懒得解释的概念性“大词”去暴力输出一些结论,就知道这篇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了。到这种程度,就变成了“为什么要生产垃圾”——因为我写不来,我只能写垃圾。

正如前言所述,这篇文章最主要的功能之一,是在我未来可能对这个决定后悔时,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想法再一次说服可能动摇的自己。

我没有想说服其他人。

姐姐的预产期就在最近,我很快就会成为小姨,我几乎是疯狂地想见到那个她,而我是如此敬畏一个新生命的降临,以至于一想到她我几乎本能性地想温柔地凝视着她的眼睛后退。

祝福所有伟大的母亲,祝福所有哇哇啼哭的新生命。

至于我,大抵是个卑劣却又固执己见的懦夫。

谢谢包容我的人类。





撰文、编辑、排版

Nemo

早日从编辑和排版中摆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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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ifer Jiang
Jennifer Jiang
26 Φεβ

你不是懦夫,你温柔、真诚、慎思、勇敢、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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